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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7]面对类似非议，德国在2002年修法时，将补正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时点缩减为行政诉讼事实审程序终结前。

[17]面对类似非议，德国在2002年修法时，将补正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时点缩减为行政诉讼事实审程序终结前。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对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稳步提升耕地质量的原则阐明。一方面，就耕地保护规范的体系建构而言。

[124] 黄海潮、温良友、孔祥斌、陈文广、孙晓兵：《中国耕地空间格局演化对耕地适宜性的影响及政策启示》，《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2期。在积极量化型保护阶段，相应规范体系则处于数量保护规范建立探索阶段。2005年《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对实施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身份定位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责的原则阐明。1. 旨在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手段设定 所涉耕地保护条款尝试通过严格控制用地、划定耕地保护红线、落实耕地保护责任人、征收耕地占用税、推动复垦损毁土地等行为规范的设定，来强化节约利用土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但相关规范仍更多地凸显以耕地数量保护为重心来展开设定，虽然亦有努力提高耕地质量、加强耕地质量保护的引领性宣示规定，但因所涉行为构成要件、活动要素、差异化干预方式、检验标准、考核要求等实施规程事项设定较为模糊，而使得质量先导型耕地保护仍不够彰显。

更多地只是针对开发区圈地行为的一种同义反复型规范宣示，相应的要素结构与规范逻辑皆较为模糊甚至混糅，在执行性与可操作性方面皆存在不少问题，并未达到理想的体系化规范预期。围绕进行耕作劳动、种植农作物这两项成就耕地的基本要件，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消除危害耕地及其环境的因素，稳定和扩大耕地面积，维持和提高耕地的物质生产能力，预防和治理耕地的环境污染[2]，以实施有效的耕地保护。[18]原田大樹『公共制度設計の基礎理論』（弘文堂，2014年）255頁参照。

注释: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21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行政法权利理论审视：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为切入点（20CG16）的研究成果。例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27条、第28条中，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人与健康环境利益受损的周边居民形成相反利害关系。而在环境公害领域，锁定可能的被害人就是个案依据污染作用领域锁定被害范围，不仅包括周边土地建筑，还应当包括如水污染导致的上下游饮用水、食品药品生产、餐饮服务等行业人畜健康危害。此时，如果行政主体依据了宪法，那么就不侵犯相对人基本权利——合法（宪）就是不侵权。

宏观行政程序参与权是要求行政主体作出或不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利，所有实体权利人都享有该权利。客观法为了保护一方主体的利益而对另一方主体施加义务，一方之所以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不利益是另一方被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的。

水平复合中同一方向上各种利益复合在一起，互相之间有共同的冲突目标，且是同一个客观法制度分解的主观法。例如城市水费价格规制中，涨价受损人尽管观念上是某市利用自来水的居民，可以从全社会扩散利益中分割，但却涉及庞大不特定人群，无法划定具体分界线，这种情况就属于个人权利保护方式的极限了（滥诉问题）。[6]在学界，因为制约客观法的作用无法实现，既得权观念逐渐被公权利理论替代。就行政诉讼整体理解来说，实体请求权思考将行政诉讼理解为公民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之诉。

水林翔「フランスにおける権利概念の展開」一橋大学15巻2号（2016年）868頁参照。过去，正是由于从程序法层面（行政行为影响了谁）认定诉权而使得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著：《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70页。这种利害关系→合法权益而不是合法权益→利害关系的逻辑顺序对我国司法实务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帮助是巨大的。

摘要:  针对如何理解行政法上客观法与主观法的关系，存在三种基本立场。[14]参见沈岿著：《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2-91页。

其一，规定行政处罚、征收、强制等侵害性作用的客观法。而当公民实体权利受行政行为侵害时，则应当提起全面管辖诉讼追究侵权责任。

然而，如此一来，试问行政主体到底要依据行政法来行政，还是要依据宪法来行政？法律（行政法）作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道屏障，起到了最基本的法的安定性与预测可能性作用，如果行政主体跳过法律这道保护屏障直接依宪行政，那么直接适用高度抽象的基本权利规范会在相对人—第三人关系中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1.宪法与行政法的平台错位 从行政法本身导出权利的保护规范理论尽管成功将第三人权利全部纳入行政法客观法，但却始终无法有效解决相对人问题，此点根本上应当归因于实体请求权本身。在我国宪法中，宪法基本权利以公民为基本逻辑起点，尽管个人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社会乃至集体利益，但这不过是个人权利限制的当然原理，无论如何不可能以此认为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是纯粹客观秩序构造法。但在实务中，既得权侵害一直被普鲁士法院用来理解原告资格要件（权利侵害），直到1950年左右。[25]后世除狭义行政行为外，还总结了其他各种行政行为形式。[31] （一）相反利害关系与实体权利 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第一种类型可以称为相反利害关系。

因此，传统的公私法区分论，即私法调整横向关系而公法调整纵向关系的看法是不准确的，没有理解行政法的实质。进入专题： 保护规范理论 主观公权利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

此时，法律赋予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停止用户传输权限的利与网络平台用户被监管的害形成一级相反利害关系，法律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施加监管义务的害与社会公共秩序、良好风尚维护的利形成二级相反利害关系，二级关系是目的，一级关系是手段，两者构成垂直复合。另一方面，如果将这种权利理解为宪法权利，那么行政主体不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这样的观念在原则上当然成立。

私人公民相互争夺行政法上某种有限的资格、资源或特权等地位的分配归属，获得分配人与未获得分配人之间因地位归属问题产生对立而形成互换利害关系。[32] 第三，划定具体范围。

[15]在宪法上寻求权利就意味着必须在行政主体—相对人防御权与行政主体—第三人国家保护义务之间进行合宪调整方可真正做到不侵犯任何一方的权利。一方面行政主体依据特定行政法律规范作出行政行为，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保护或不侵犯公民的各种既得权利乃至基本权利——试问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第一，如果认为合法性与侵权性不等同，那么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就令人产生困惑了。同时，它对宪法与行政法之间根本关系的解释，不仅使得行政行为相对人与第三人的权利分裂得到统一，而且使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交互与融合成为可能。扩散到全社会的不可分利益正是通过选举、参政的形式最终以各种各样的立法乃至国家官员来对不可分利益进行形塑和保护，这也是立法者之所以可以对基本权利进行加工变形的民主正当性原理所期待的。

第三人权利纳入依法行政框架，避免了行政机关越过法律直接执行宪法的问题，同时巧妙地将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义务与行政主体不侵权义务合二为一，不再给行政主体施加成文合法性要件之外的负担。《药品管理法》第116条中生产、销售假药人与社会一般公众健康利益形成相反利害关系。

因为如果将一方主体仅当作行政手段而非目的从而否定其权利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严重违反基本权利。与此不同，丰富多彩的行政法世界却是基于各种行政任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世界，其中不仅包括个体私益，而且包括复数特定个人的共通利益（法人利益）、个人利益高度集合的集体利益、不特定多数人分散于全社会的所谓公共利益。

当我们将行政法客观法分解为主观法时，基本权利起到的是帮助理解、辅助分析的作用（辐射效果或合宪性解释），不可以直接适用。此时，虽然原则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火车乘客，但这种利益却是可预测的类型化利益——被涨价班次火车的乘客是可预测的，并非扩散到全社会。

[22]参见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第137页。一方面，迈耶倡导行政的司法化，类比法院司法判决创造了行政行为的概念。因此，任何一个实体权利人在整张利害关系网上拥有权利，可以质疑整个利害调整过程的合法性，而不仅仅限于自己的那部分利益。第一，确定利益的可分性。

[8]在宪法权利派看来，基于公私法的区分，行政法上的权利当然不能从民法推导而来，但由于行政法至少从外观上看也没有权利规范，那么只能从同属公法并约束国家权力的宪法上推导行政法上的权利。后世对迈耶狭义行政行为概念的扩充并没有跳出行政类比司法的方法。

民法学上的实体请求权——义务关系只能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一方公民根据这种实体权利派生的诉讼请求权（权利保护请求权）要求法院实现实体权利。传统观念几乎都把行政法理解为一种公益与私益的冲突法，冲突的一方是维护公益的行政主体，另一方是拥有权利的行政相对方。

一方面，围绕作出或不作出行政行为所形成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纵向法律关系就是行政程序法律关系。1.行政法学总论的盲点 外侧理论和混合理论都无法跳出纵向结构——行政主体（权力、公益）与公民（权利、私益）的对峙关系，这种垂直的行政法构造恰恰遮蔽了真正的实体法问题，是对行政法权利乃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雾里看花的根本原因。